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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法院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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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管子的經濟思想和法治思想

                來源: 作者:郝洪濤 責任編輯:李瑞 發布時間:2020/4/3 14:44:04 閱讀次數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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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管子的經濟思想和法治思想


                郝洪濤


                管子(公元前726-645年),名夷吾,字仲,齊國人。春秋時代的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改革家、經濟學家、法家前驅。齊桓公元年,管仲任齊相。任內大興改革,富國強兵,助齊稱霸。孔子雲:“桓公九合諸侯,不以兵車,管仲之力也。” “管仲相桓公,霸諸侯,一匡天下,民到於今受其賜。”(《論語·憲問》) 司馬遷說:“管仲既用,任政於齊,齊桓公以霸,九合諸侯,一匡天下,管仲之謀也。”(《史記·管晏列傳第二》) 有《管子》一書傳世。《管子》今存76篇,內容豐富,是研究先秦文化的重要典籍。現就其經濟思想和法治思想進行初步探討。


                一、經濟思想


                管子是先秦諸子中少有的經濟學家。他的經濟思想完善、卓越,既有理論性,又有實踐性,也有前瞻性。


                (一)富國富民

                管子既主張富國,又主張富民,而且強調國富與民富的統一。

                “凡有地牧民者,務在四時,守在倉廩。國多財則遠者來,地辟(開辟)舉則民留處。倉廩實則知禮節,衣食足則知榮辱。”(《牧民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凡治國之道,必先富民。民富則易治也,民貧則難治也。” “民富則安鄉重家,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,敬上畏罪則易治也。”(《治國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故善為政者,田疇墾而國邑實,朝廷閑而官府治,公法行而私曲(不公正)止。” “是故上必寬裕,而有解舍,下必聽從,而不疾怨。上下和同,而有禮義,故處安而動威,戰勝而守固,是以一戰而正諸侯。”(《五輔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富上而足下,此聖王之至事也。”(《小問》)


                (二)發展農業

                重視農業。“一者本也。(第一是農事)”(《五行》)“務五谷,則食足;養桑麻、育六畜,則民富。”(《牧民》) “故上不好本事(農業),則末產(工商)不禁;末產不禁,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。輕地利,而求田野之辟,倉廩之實,不可得也。”(《權修》)

                農業內涵。“山澤救(防)於火,草木殖成,國之富也。溝瀆遂於隘,障(塘堰)水安其藏,國之富也。桑麻殖於野,五谷宜其地,國之富也。六畜育於家,瓜瓠葷菜百果備具,國之富也。工事無刻鏤,女事無文章(過分華麗),國之富也。”(《立政》) 農業包括農、林、水、牧、副各個方面。

                發展農業的措施:

                開墾土地。“地者,萬物之本原,諸生之根菀(苑)也。”(《水地》) “田墾則粟多,粟多則國富。”(《治國》)

                興修水利。“水者,地之血氣,如筋脈之通流者也。故曰水,具材也。”“萬物莫不以生。”“水者何也?萬物之本原也,諸生之宗室也。”(《水地》)  “修概(溉)水上以待乎天堇(饉)”(《五行》) “夫民之所生,衣與食也;食之所生,水與土也。”(《禁藏》)

                不違農時。“不知四時,乃失國之基。不知五谷之故(生長規律),國家乃路(露,敗壞)。”(《四時》) “力地而動於時,則國必富矣。”(《小問》) “春贏育,夏養長,秋聚收,冬閉藏。”(《四時》) 春天,“治堤防,耕蕓樹藝,正津梁,修溝瀆,甃(整修)屋行水。”(《四時》) “贖(消滅)蟄蟲,茆菱(蔬菜)春辟勿時,苗足本。”(《五行》) 夏天,“除急漏田廬。”(《四時》) “令掘溝澮,津舊塗(途)。”(《五行》) 秋天,“慎旅農,趣聚收”“補缺塞坼。”(《四時》) 冬天,“毋發山川之藏”“禁遷徏,止流民。”(《四時》)


                (三)消費

                管子認識到了消費對生產的促進作用,主張適度消費,在正常情況下節儉,在條件許可時侈靡。

                主張節用。“故明主有六務四禁。六務者何也?一曰節用。”(《七臣七主》) “舟車飾,臺榭廣,則賦斂厚矣;輕(輕易)用眾,使民勞,則民力竭矣。賦斂厚,則下怨上矣;民力竭,則令不行矣。”(《權修》) “故立身於中,養有節;宮室足以避燥濕,食飲足以和血氣,衣服足以適寒溫,禮儀足以別貴賤,遊虞足以發歡欣,棺槨足以朽骨,衣衾足以朽肉,墳墓足以道記(標記)。不作無補之功,不為無益之事。”(《禁藏》)

               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。“飲食者也,侈樂者也,民之所願也。足其所欲,贍其所願,則能用之耳。今使衣皮而冠角,食野草,飲野水,孰能用之?”(《侈靡》)

                有條件的侈靡。“興時化若何?”“莫善於侈靡。”“故天子臧珠玉,諸侯臧金石,大夫畜狗馬,百姓臧布帛。”“無事而總(積累財富),以待有事。”“積者立余日而侈,美車馬而馳,多酒醴而靡,千歲毋出食(外出乞食),此謂本事。”(《侈靡》)

                消費刺激生產,增加就業。“富者靡之,貧者為之,此百姓之怠生(應為“怡生”,有生計)。百振而食。”(《侈靡》) “巨瘞堷(挖掘巨大墳墓),所以使貧民也;美壟墓,所以使文明(雕刻繪畫工匠)也;巨棺槨,所以起木工也;多衣衾,所以起女工也。猶不盡(這還不夠),故有次浮(棺槨外飾)也,有差樊(墓外樊籬),有瘞藏(陪藏金玉器)。作此相食,然後民相利,守戰之備合矣。”(《侈靡》)

                知量知節。“故儉則傷事,侈則傷貨。儉則金賤,金賤則事不成,故傷事。侈則金貴,金貴則貨賤,故傷貨。貨盡然而知不足,是不知量也。事已而後知貨之有余,是不知節也。不知量,不知節,不可謂之有道。”(《乘馬》) 儉、侈都要有度;商品短缺與過剩都對生產不利。


                (四)民性求利

                “夫凡人之情,見利莫能勿就,見害莫能勿避。其商人通賈,倍道兼行,夜以續日,千裏而不遠者,利在前也。漁人之入海,海深萬仞,就波逆流,乘危百裏,宿夜不出者,利在水也。故利之所在,雖千仞之山,無所不上;深源之下,無所不入焉。故善者勢利之在,而民自美安,不推而往,不引而來,不煩不擾,而民自富。如鳥之覆卵,無形無聲,而唯見其成。”(《禁藏》)


                (五)市場與貨幣

                    “市者,貨之準(水平)也。”“市者可以知治亂,可以知多寡,而不能為多寡。為之有道。”“黃金者,用之量也。辨於黃金之理,則知侈儉。知侈儉,則百用節矣。”(《乘馬》)“黃金刀幣,民之通施也。”(《國蓄》) “刀幣者,溝瀆也。”(《揆度》)


                (六)分配

                必須照顧各方面群眾利益。“兼愛無遺,是謂君心。”“旦暮利之,眾乃勝任。”(《版法》) “愛之,利之,益之,安之,四者道之出,帝王者用之,而天下治矣。”(《樞言》)

                貧富有度。“貧富有度”“貧富無度則失(失控)。”(《五輔》) “夫民富則不可祿使也,貧則不可以罰威也。法令之不行,萬民之不治,貧富之不齊(均)也。”(《國蓄》)

                貧富對立的原因。一是已經形成富豪集團。“故遷封食邑,富商蓄賈,積余藏羨(多余),躊(積)蓄之家,此吾國之豪也。”(《輕重甲》) 戰時,“君朝令而夕求具(交齊),民肆其財物與其五谷為讎(拋棄),厭而去(低價拋賣)。貿人受而廩(囤積)之,然則國財之一分(一半)在賈人。”戰爭結束後,“賈人出其財物,國幣之少分(一少半)廩於賈人。國之財盡在商人,而君無策焉。”(《揆度》) “歲有兇穰(豐歉),故谷有貴賤。”“然而人君不能治,故使蓄賈遊市,乘民之不給(困難),百倍其本(牟取百倍厚利)。”(《國蓄》) 他們發國難財,乘人之危。二是存在弱勢群體。老、幼、孤、寡、疾病者,特別是為國而死的遺孤、寡婦。三是民智不齊。“分地若一(一樣),強者能守;分財若一,智者能收。智者有什倍人之功,愚者有不賡本(抵償成本)之事。然而人君不能調,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。”(《國蓄》)

                解決貧富對立的必要性。“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(囤積),鈞羨不足(調劑余缺),並分財利而調(調節)民事也,則君雖強本(農業)趣耕,而自為鑄幣而無已,乃今使民下相役耳,惡能以為治乎?”(《國蓄》) “夫富能奪,貧能予,乃可以為天下。”(《揆度》)

                解決貧富對立的措施。

                國家宏觀調控。“利出於一孔者(經濟權益由國家統一掌握),其國無敵。”“先王知其然,故塞民之養,隘其利途。故予之在君,奪之在君,貧之在君,富之在君。”(《國蓄》)

                國家控制資源。“桓公曰:‘然則吾何以為國?’管子對曰:‘唯官山海(專管山海資源)為可耳。’”管子論述了鹽鐵專營的具體辦法。用這種理財之法,“則百倍歸於上,人無以避此者。”(《海王》)

                給農民部分自然資源。“均地分力(給農民公平分配土地,講明分成),使民知時(抓緊農時)也。”“是故夜寢蚤(早)起,父子兄弟,不忘其功,為而不倦。”(《乘馬》) “山澤各以其時至(按時開放),則民不茍。陵陸、丘井、田疇均,則民不惑。無奪民時,則百姓富。犧牲不勞(不妄取祭祀用的牛馬),則牛馬育。”(《小匡》) 

                合理稅賦。“相地而衰其政(按土地肥瘠征稅),則民不移矣。”(《小匡》) “桓公踐(即)位十九年,弛關市之征(放寬關市征稅),五十而取一(稅率為五十分之一)。賦祿以粟,案(按)田而稅。二歲而稅一(兩年收稅一次),上年什取三(上等年景收十分之三),中年什取二,下年什取一。歲饑不稅,歲饑弛(緩解)而稅。”(《大匡》)

                糧食準平政策。“齊西水潦(水災)而民饑,齊東豐庸(豐收)而粟賤。”“今齊西之粟釜(一釜為六鬥四升)百泉。”“齊東之粟釜十泉。”“請以令籍人三十泉,得以五谷菽粟決其籍(請下令向每一口人征稅三十錢,並要用糧食完成)。若此,則齊西出三鬥而決其籍,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。然則釜十之粟皆實子倉廩(一釜僅賣十錢的齊東糧食進入國家糧倉),西之民饑者得食,寒者得衣;無本者予之陳(陳糧),無種者予之新。若此,則東西之相被(互相補助),遠近之準平(調節)矣。”(輕重丁)

                適時調整糧價。管子總結出一套輕重論。即:“民有余則輕之”“民不足則重之”(《國蓄》);“物臧則重,發則輕”(《揆度》);“令疾則黃金重,令徐則黃金輕(《地數》)。管子以此理論調整糧價。“一歲耕,五歲食,粟賈五倍(一年耕種,夠吃五年,就把糧價提高五倍),一歲耕,六歲食,粟賈六倍,二年耕而十一年食。”(《揆度》) “一谷不登,減一谷,谷之法什倍(一種糧食無收成,就少了一種糧食,糧價上漲十倍)。二谷不登,減二谷,谷之法再什倍。夷疏滿之(提倡瓜菜補充民食),無食者予之陳(陳糧),無種者貸之新。故無什倍之賈,無倍稱之民。”(《揆度》) “國有患憂,輕重五谷以調用。”(《揆度》)

                社會救濟。“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(管理朝政才四十天就五次督行九種惠民政策)。”“一曰老老(敬老),二曰慈幼(愛幼),三曰恤孤(撫養孤兒),四曰養疾(收養殘疾),五曰合獨(媒合鰥寡),六曰問疾(慰問病人),七曰通窮(及時報告窮苦情況),八曰振困(賑災濟困),九曰接絕(祭祀英烈)。”(《入國》)


                (七)生態環境保護

                    生態環境的重要性。“以天為父,以地為母,以開乎萬物,以總一統。”(《五行》) “人與天調,然後天地之美生。”(《五行》) “山不童(無草木)而用贍(夠用),澤不弊而養足。”(《侈靡》) “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、菹澤、草萊,不可以立為天下王。”(《輕重甲》) “童山竭澤者,君智不足也。”(《國準》)

                保護生態環境的措施。“修火憲(制定防火法令),敬山澤林藪積草,夫財之所出,以時禁發焉(按時封禁和開發)。”(《立政》) “當春三月”“毋殺畜生,毋拊(擊)卵,毋伐木,毋夭英(不傷害幼苗),毋拊竿(不損傷竹筍),所以息百長也。”(《禁藏》) “無殺麂夭(幼鹿),毋蹇(拔)華絕萼。”“毋殺飛鳥。”(《四時》) “春無殺伐,無割(開掘)大陵、倮(裸)大衍(沼澤)、伐大木、斬大山、行大火、誅大臣、收谷賦。夏無遏水達名川、塞大谷、動土功、射鳥獸。”(《七臣七主》) “茍山之見榮者(如果山上發現有礦),謹封而為禁。有動封山者,罪死而不赦。有犯令者,左足入,左足斷;右足入,右足斷。然則其與犯之遠矣。”(《地數》) 為了落實這些措施,還設立了專門機構。“澤立三虞,山立三衡。”(《小匡》) “置水官,令習水者為吏。”(《度地》)

                建都選址。“凡立國都,非於大山之下,必於廣川之上。高毋近旱,而水用足,下毋近水,而溝防省。”(《乘馬》) “故聖人之處國者,必於不傾(穩固)之地,而擇地形之肥饒者。鄉山(依山),左右經水若澤。內為落渠之寫(瀉),因大川而註焉。乃以其天材、地之所生,利養其人,以育六畜。”(《度地》) 這是生態城市的理論源頭。

                這些論述,表明了管子樸素的生態觀和生態保護思想。


                以上,是管子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。其與亞當·斯密《國富論》有相同、相近、相似之處,而管子要比亞當·斯密早2000多年。


                二、法治思想


                管子的法治思想系統、卓越、具有創造性。是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的重要手段。


                (一)以法治國

                管子是我國古代第一個明確提出以法治國的。“是故先王之治國也,不淫意於法之外,不為惠於法之內也。動無非法者,所以禁過而外(排除)私也。威不兩錯(措),政不二門,以法治國,則舉錯而已。”(《明法》) “聖君任(依靠)法而不任智。”“所謂仁義禮樂者,皆出於法。”(《任法》)


                (二)法的概念及地位

                “尺寸也、繩墨也、規矩也、衡石(容量單位,10鬥為1石)也、鬥斛也、角量也,謂之法。”(《七法》) 

                “法者,天下之儀(準則)也,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,百姓所縣(系)命也。”“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,吏之舉令敬於師長,民之承教重於神寶(祖先)。”(《禁藏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故法者,天下之至道也,聖君之實用也。”(《任法》) “法者,民之父母也。”(《法法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儀者,萬物之程式(規程法式)也。法度者,萬民之儀表也。”(《形勢解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夫法者,所以興功懼暴也;律者,所以定分止爭也;令者,所以令人知事也。法律政令者,吏民規矩繩墨也。”(《七臣七主》)

                管子指出了法的概念、規範性、公開性、權威性。


                (三)立法

                立法的重要性。“凡國無法則眾不知所為,無度則事無機(規則)。”(《版法解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故聖君矢(布陳)度量,置法儀,如天地之堅,如列星之固,如日月之明,如四時之信(準確),然故令往而民從之。”(《任法》)

                立法的主體。“夫生法者,君也,守法者,臣也,法於法者,民也。”(《任法》)“法令者,君臣之所共立也;權威者,人主之所獨守也。”(《七臣七主》)


                立法的原則:

                第一,順應天道,合乎四時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憲律制度必法道。”(《法法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刑德者四時之合也。刑德合於時則生福,詭則生禍。”(《四時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法天合德,象地無親(偏私)。”(《版法》) “法天地之位,象四時之行,以治天下。”(《版法解》)

                第二,順乎民心,合乎人情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政之所興,在順民心;政之所廢,在逆民心。”“令順民心,則威令行。”“不欺其民,則下親其上。”(《牧民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夫民必得其所欲,然後聽上。”(《五輔》)

                第三,立法統一、寬嚴適度。

                “簡物、小大一道,殺僇(戮)禁誅謂之法。”(《心術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國法,法不一,則有國者不祥。”(《任法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刑罰不頗(偏),則下無怨心。”“威罰之制,無逾(超越)於民,則人歸親於上矣。”(《君臣上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致賞則匱,致罰則虐。(過多賞施可導致國虛,刑罰過重則導致暴虐。)財匱而令虐,所以失其民也。”(《君臣下》)

                第四,隨時而變,因俗而動。

                “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,必先觀國政,料事務,察民俗,本治亂之所生,知得失之所在,然後從事。故法可立而治可行。”“故其位齊(立法令)也,不慕古,不留(拘泥)今,與時變,與俗化。”(《正世》) 當然,法律要有穩定性。“上無固植,下有疑心。國無常經,民力不竭,數也。”(《法法》)


                    (四)執法

                令行禁止。“憲(法令)既布,有不行憲者,謂之不從令,罪死不赦。”“令則行,禁則止,憲之所及,俗之所被,如百體(四肢百骸)之從心,政之所期也。”(《立政》)

                嚴格執法。“凡君國之重器,莫重於令。”“故曰:虧令(損害法令)者死,益令(增添法令)者死,不行令者死,留(扣壓)令者死,不從令者死。五者死而無赦,唯令是視(從)。”(《重令》)

                不避親貴。“三曰罰避親貴,不可使主兵(帶兵)。”“罰不避親貴,則威行於鄰敵(鄰國)。”(《立政》)

                貴賤皆從法。“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,此謂之大治。”(《任法》) “禁勝於身(禁律約束君主自身),則令行於民矣。”“故上之所好,民必甚焉。”(《法法》) 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君主以身作則。

                寬嚴相濟。“當春三月”“赦薄罪,出拘民,解仇雔(調解糾紛),所以建時功施生谷也。”“秋行五刑,誅大罪,所以禁淫邪,止盜賊。”“夫動靜順然後和也,不失其時然後富,不失其法然後治。”(《禁藏》)

                維護穩定。“夫盜賊不勝(鎮壓),邪亂不止,強劫弱,眾暴寡,此天下之所憂,萬民之所患也。憂患不除,則民不能安其居。民不安其居,則民望絕於上矣。夫利莫大於治,害莫大於亂。”(《正世》)


                (五)德刑相輔,禮法並重

                法治不是萬能的。解決社會問題,必須同時重視德與禮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,殺戮不足以服其心。”“故知予之為取者,政之寶也。”(《牧民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通德者王。”“畜之以道,則民和(和睦),養之以德,則民合(團結),和合故能諧。”(《兵法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夫欲用天下之權者,必先布德諸候。”“夫先王取天下也,術術(興盛)乎大德哉!”(《霸言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夫為人君者,蔭德於人者也。”(《君臣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凡牧民者,必知其疾,而憂之以德(要用仁德關心他們),勿懼有罪(不要用刑罰恐嚇),勿止以力(不要用強力禁止)。慎此四者,足以治民也。”(《小問》)

                德體現在:“厚其生”“輸之以財”“遺之以利”“寬其政”“匡(幫助)其急”“振(賑)其窮”。“凡此六者,德之興也。”(《五輔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國有四維(大綱)”“一曰禮,二曰義,三曰廉,四曰恥。”“四維張則君令行”“四維不張,國乃滅亡。”(《牧民》)

                禮包括八個方面:“禮有八經”“上下有義(禮儀),貴賤有分(本分),長幼有等,貧富有度(限度),凡此八者,禮之經也。”(《五輔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夫為國之本,得天之時而為經,得人之心而為紀。法令為維綱,吏為網罟,什伍以為行列,賞誅為文武。”(《禁藏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法出於禮,禮出於治。治、禮,道也。萬物待治禮而後定。”(《樞言》)

                通過德與禮實施,減少刑罰。“故法立而不用,刑設而不行也。”(《禁藏》)


                這些觀點、理念,是先秦法治思想的萌芽,對先秦法家商鞅、韓非及後世影響深遠。對當代法制建設亦有一定的借鑒意義。當然,有的觀點有歷史局限性,有的理念帶有理想主義色彩。我們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去看待。

                這篇劄記,參閱了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,也有自己的觀點。特點:只作粗略歸納,簡短點評,必要的夾註與譯文,不作考證與闡釋;把社會救濟、生態觀納入經濟思想;管子消費觀,既講侈靡,又講節用;管子既講法治,又講德治。筆者讀《管子》,如有不當或商榷之處,敬請讀者指正。


                二0二0年三月九日於海口


                作者簡介:郝洪濤,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,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,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委員。著有《文史散論》《法院工作散論》《域外散記》《甘南紀事》《隴南紀事》《甘肅歷史人物》(主編)《調研與思考》等十余部。